当前位置: 刺刺猬博报>>专辑连载>>奥鹏《鲁迅研究》第六批次作业答案

一、 鲁迅小说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的思想艺术特点是什么？（选择一个方面重点阐述即可）
作家创作时选择什么样的题材，塑造什么样的形象，总是受他的政治立场、生活经历和审美观点所制约的。鲁讯从事文学创作，是出于“‘为人生’，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”，“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”这一崇高的动机，所以他自觉地去描写“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”，反映“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”。因此在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中就出现了三种人物形象，一种是“狂人”、夏瑜、“我”等战斗者的形象；一种是阿Q、闰土、祥林嫂、子君、涓生等这样一些受难者、迷路者的形象；再一种是赵太爷、假洋鬼子、鲁四老爷这样一些吃人者、伪善者的形象。这三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互相补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，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，深刻体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讯的深沉的爱憎感情；深切同情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，极端憎恶那些吃人者和伪善者。但他当时还没有明确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和新的领导力量，这就使他的爱憎感情具有“忧愤深广”的特点。在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中，作家的见解、观点是隐蔽在形象体系中的，作家“忧愤深广”的思想感情体现在形象体系中是深沉、含蓄、凝炼的；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是要读者反复咀嚼、再三回味，才会有所得的。这就是“志隐而味深”，也就是沉郁之美，沉郁的风格。

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讯的“忧愤深广”的思想感情，通过独特的形象体系反映出来，在艺术上就形成一种“志隐而味深”的风格，也就是沉郁的风格。通过沉郁的笔调来描写“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”，反映“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”，表达鲁讯的深沉的爱憎感情，他深切同情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，极端憎恶那些吃人者和伪善者，这是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的基本思想艺术风格。


二、分析《呐喊·自序》的含义。

在《呐喊》自序中，作者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其中了反应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和从事文艺活动的目的和态度。同时也说明了这些小说的由来和起名的原由。作者从学洋务、学医、走科学救国之路，到推崇文艺，把文艺做为改变国民精神的武器，表现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求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历程。该篇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、思想、理解本集小说的内涵，及意蕴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。在写作上，该篇自序文笔清新老到，周密流畅，震人心魄又引人入胜，读之使人欲罢不能。其语言风格充溢着鲁迅独特的个性，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。

从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知道作者创作《呐喊》的缘由。而围绕着《呐喊》的由来作者也讲述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，那就是从年轻时的好梦到悲哀的寂寞，然后是奋起的呐喊。从作者好梦、寂寞、呐喊的经历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一直都没有变，用作者的《自题小像》中的一句话可以鲜明地体现作者的思想：“我以我血荐轩辕。”


三、分析鲁迅“铁屋子”比喻的含义。

“铁屋子”一词最早出现在鲁迅的《呐喊·自序》中，在他后面的创作中又多次提及使用这一意象，可以说，在鲁迅的创作中“铁屋子”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内涵。“铁屋子”在鲁迅所处的二十世纪初期，的确有着近乎于广袤无垠的“所指”：它既是整个中国现实境遇的一个缩写、一个简称，又是整个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境遇面前一个按比例微缩而成的、挺立在纸面上的“实物”。鲁迅以一个天才作家的天纵敏感，给了中国现实（无论是实存的现实还是文化的现实）一个绝妙的比喻，也由此把房屋的意识形态、空间的意识形态一语道破了。而鲁迅之所以要将中国的现实境遇以及中国文化的现实境遇，从空间的维度进行比喻，排除其他种种可能性，也许正是因为房屋是离我们最近的“事物”，正是因为房屋本身就是一套自成体系的语义系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鲁迅在他的文学书写中，从一开始就塑造了一间“铁屋子”（和等同于“铁屋子”的“社庙”），几乎是在同时，甚至更早，就塑造出了“铁屋子”的不少变种和亚种（比如《狂人日记》中“黑沉沉的”房间、《长明灯》里的西厢房），但鲁迅也极富想象力地塑造了一盏可以和“铁屋子”交相辉映的明灯（即“长明灯”）。“铁屋子”及其变种、亚种是“黑沉沉的”，而长明灯发出的光线则是“绿莹莹的”。在鲁迅的创作谱系中，“黑沉沉”和“绿莹莹”正好构成了“铁屋子”在光线上的明暗辩证法。这实际上是在说：“铁屋子”的“黑”和长明灯的“绿”，共同构成了“铁屋子”在色泽上的本质内涵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在鲁迅的文学书写的全部境域中，疯子就没有必要拼命去吹灭“社庙”上的灯盏，狂人也没有必要激怒众人从而被关进“铁屋子”当中。鲁迅确实像一个高明的摄影师，摄下了中国现实境遇的重要“照片”。

四、请你谈谈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联系？

“中国现代文化”的主要概念为“启蒙主义”、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、“革命”、“平等”、“社会主义”、“自由”等等，这些概念构成了它的主体。而鲁迅对这些概念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流观念的态度，是复杂的：他既有吸取，以至坚持，又不断质疑，揭示其负面，及时发出警戒。这样的既肯定又否定，在认同与质疑的往返、旋进中将自己的思考逐渐推向深入，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充分地复杂化，相对化，可以说是鲁迅所独有的思维方式（其他思想家大都陷入“要么肯定，要么否定”的二元对立模式中），就使得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，呈现出极其复杂、也极其独特的状态：可以说，他既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者，又是中国现代文化的解构者，因而，他的思想与文学，实际上是溢出中国现代文化的范围，或者说，是中国现代文化所无法概括，具有特殊的丰富性与超前性的，是真正向未来开放的。